作者：戴维・弗伦奇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
美国经济令全世界艳羡。然而，美国民众却对本国经济状况十分不满，而且这种不满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。坦白说，直到不久前，这一矛盾都让我困惑不已。面对如此亮眼的经济增长，民众长期保持悲观情绪，这怎么可能是理性的？
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，美国 GDP 增速远超欧洲和日本这两大主要经济竞争对手（印度与中国除外），差距之大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：欧洲许多经济强国的富裕程度，仅相当于美国最贫困的几个州。例如以可支配收入衡量，英国和法国的民众生活水平，更接近美国最穷的密西西比州，而非全美平均水平。
我们常听到中产阶级萎缩的说法，但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富裕阶层与上层中产阶级规模在扩大。经济学家斯科特・温希普和斯蒂芬・罗斯的分析显示，核心中产阶级（定义为家庭收入为贫困线 250% 至不足 500% 的群体）占全国家庭的比例从 1979 年的 35.5% 降至 2024 年的 30.8%。乍看之下降幅不大，但实际比例下降了 13%。
这并非因为美国人变穷了。恰恰相反，他们变得更富有了，而且富裕程度大幅提升。同期，美国贫困人口或接近贫困线人口（收入低于贫困线 150%）的比例从 29.7% 骤降至 18.7%。下层中产阶级家庭（收入为贫困线 150% 至不足 250%）的比例也从 24.1% 降至 15.8%。
同一时期，美国上层中产阶级与富裕阶层的比例出现爆发式增长。1979 年，上层中产阶级（收入为贫困线 500% 至不足 1500%）家庭占比仅为 10.4%；到 2024 年，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三倍，达到 31.1%。而富裕阶层（收入为贫困线 1500% 及以上）的比例从微不足道的 0.3% 升至 3.7%，增长超过十倍。
为让您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，以三口之家为例，2024 年划分五个收入阶层的门槛分别为：4 万美元、6.7 万美元、13.3 万美元和 40 万美元。
结果就是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，与祖辈父辈相比都称得上极为优渥。尽管民众对住房可负担性的抱怨合情合理，但美国人如今的住房平均面积更大、装修更豪华，远超以往任何一代人。
曾经的奢侈品 —— 中央空调、大屏电视、家用电脑、多辆家用汽车等 —— 如今已成为美国社会大多数阶层（当然并非全部）的标配。
美国依然是充满机遇的国度。我们依然能为数千万人创造巨额财富。
我以前总爱用客观经济数据反驳主观上的经济低迷感，不厌其烦地强调：悲观情绪或许真实存在，但并不理性。毕竟，即便人们对整体经济感到担忧，大多数人对自身经济状况不还是满意的吗？
此外，这种情绪难道不大多带有党派色彩吗？经济乐观与悲观情绪会随着执政党派更迭而反转：共和党入主白宫时，共和党人立刻变得更乐观；民主党掌权时，民主党人也是如此。
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，永远不可能出现广泛的经济乐观情绪。
但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，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。观念转变之后，我看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：我们之所以痛苦，部分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变得富有。
这篇文章发表于去年 8 月的《纽约时报》评论版，作者是管理咨询师丹尼尔・柯雷尔，主题是世界的经济学。文章写道，这座曾经对大多数美国人触手可及的乐园，如今价格高得离谱，门票费用足以压垮数百万美国家庭的预算。
价格飞涨还不只是基础门票。迪士尼还推出各类额外付费增值服务，打造出多层级的体验体系。可以把乐园比作航空公司的登机分组：身处第一组，生活体验就是会好得多。
从某种角度看，迪士尼的现象可以理解，也令人惋惜，但算不上触目惊心。每年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会去迪士尼世界；而既然美国富人越来越多，从经济逻辑上讲，推出迎合他们口味（并掏空他们钱包）的增值服务也合情合理。
然而，问题不只出在迪士尼。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本月，《华尔街曰报》刊发了一篇引人深思的报道，讲述青少年体育费用的暴涨。例如 2019 至 2024 年间，普通家庭每年在棒球项目上的支出从 660 美元增至 1113 美元。
部分原因在于青少年体育的性质已经改变。我小时候，大家只有一根球棒、一副手套和几个球，在最近的门口的社区报名点参加少年棒球联盟，球队名字都是 “汤姆汽修老虎队”“韦恩音像野猫队” 这类本地商家冠名的队伍。
现在呢？巡回体育赛事占据主流，而这类赛事开销巨大。正如《华尔街曰报》所写：“参加巡回队的青少年，一身装备、服饰和周边产品价值数千美元。” 再也看不到本地企业赞助的社区球队了。如今你常常要为了名为 “A 联盟”“B 联盟” 的队伍在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奔波，这些队伍隶属于不同的商业巡回体育机构。
如果你是体育迷，除非手头宽裕，否则别想去看喜欢的职业球队比赛。正如我在《体育报》的同事亨利・布什内尔去年 12 月报道的：
根据球迷成本指数，1991 至 2023 年间，观看一场 NFL（美式橄榄球）或 MLB（职业棒球大联盟）比赛的平均成本上涨了约 300%。如今 NFL 平均票价超过 300 美元。
《体育报》本赛季初的分析显示，NFL 比赛最便宜的门票约为 169 美元，比英超所有普通场次门票都贵，仅低于阿森纳最热门赛事的最高档票价。
再说说坐飞机？买机票就像翻开餐厅菜单，座位等级选项一个接一个。早已不只是头等舱和经济舱前后排队登机那么简单。现在有头等舱、优选主舱、普通主舱和基础经济舱；还有至尊会员登机、优先登机以及另外九个登机分组。
结果就是无尽的挫败感。我们不断被提醒：美国是一个层级分明的社会，高收入能换来显而易见的优渥生活，而一份体面的收入却什么特殊待遇都换不来。高收入人群数量如此庞大，整个经济体系都在向这一少数群体倾斜，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拥有只为 “第一组” 服务的经济，却生活在 “第九组” 的国度。难怪如此多美国人感到经济上处于弱势、缺乏安全感。
有数据支撑这一直观感受。去年 2 月，《华尔街曰报》报道称，收入前 10% 的人群（家庭年收入约 25 万美元及以上）如今占全美总消费的 49.7%。这一比例惊人到足以让整个经济向顶层倾斜。
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收入前 40% 的人群，这一比例将升至总消费的 75% 以上。这意味着美国收入垫底的 60% 人口，消费占比不足四分之一。综合来看，个体理性的经济选择正在推动整个经济只为富人服务。而如果前 10% 人群是绝对的消费主力，即便上层中产阶级也会感到焦虑不安。
如果你是汽车制造商，你会选择生产低利润的入门级车型吗？还是通过销售高利润 SUV 获得更大回报？如果你是开发商，豪华住宅通常利润高得多。
没错，二手车依然可以是好车，也有证据显示建设更多高端住宅能通过增加总供给拉低房价，但美国中产阶级如今只能消费二手车。光鲜亮丽的新品？那是属于别人的。
最终结果就是一种持续的感受：自己是二等公民。入住酒店时，你望着更短的金卡会员专属办理通道；乘坐租车摆渡车时，你驶过优先服务柜台，常旅客在那里直接拿钥匙走人。
更重要的是，搬到新城市后，你会发现预约新医生可能要等上数月 —— 除非你愿意每月支付高额费用加入会员制医疗服务，那样就能立刻就诊，中年患者甚至还能附赠肉毒素项目。
如果你住在前 10% 富人青睐的城市呢？那么即便你是上层中产阶级，也丝毫感觉不到富裕。六位数的薪水只能买到鸽子笼般的公寓，从杂货到汽油的所有商品都贵得离谱。很快你就会在网上搜索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价 —— 那里肯定更便宜 —— 无论你是否真的打算离开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“可负担性” 不只是指某件商品的价格（甚至不一定是某一时期的通胀率），而是进入正常美国生活的入场券价格—— 这种生活包括陪孩子打棒球、随时能看的医生、心仪的住房，以及最基本的：没有被时代抛弃的感觉。
财富总在引诱我们陷入不满。我们天生贪得无厌，容易心生嫉妒。“攀比邻居” 之所以成为俗语，正是这个原因。
但如果邻居们在无形中也让我们难以追赶呢？如果他们庞大的经济实力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社区，让我们看不起病、买不起房、打不起球，失去无数我们需要或想要的东西呢？
在这个故事里，问题或许并非寡头统治。埃隆・马斯克的亿万财富并不会切实改变我的生活。但我所在城市里所有的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和会计师会。他们买下了门禁社区的房子，他们的孩子在打巡回赛。因为他们有钱，下一家新开的餐厅更可能是高端农场直供小馆，而非华夫饼屋这类平价连锁。
在这个故事里，没有明确的反派，这也是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。我们无法针对并打倒某一群让美国陷入痛苦的恶人。每个人都在按照理性的利己原则行事：有能力的话，为什么不当律师或工程师？能向建筑师收更高的价格，为什么要低价卖给幼儿园老师食物？如果会员制服务能让生活更便利，为什么不购买？如果收入和生活方式更好，为什么不做会员制医生？
正是数百万美国人做出的数百万次这样的选择，既推动了经济增长，又反常地加剧了民众的痛苦。我们买不起想要的东西，也负担不起曾经负担得起的东西。这种双重落差，即便一个按历史标准算得上宽裕的美国中产阶级，也会觉得自己无比贫穷。
